高校体育难去锦标主义陋习

正在天津举行的第九届全国大会上,一场有争议的足球比赛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男足最后一轮小组赛,天津队与江苏队涉嫌以一场默契球将山西队淘汰出前8名。山西队就此向组委会提出了申诉。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在本届大运会开幕前曾表示,大运会更看重“育人”的价值,是通过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竞技水平和成绩推动学生体育活动开展的一个载体,“金牌至上”、“锦标主义”应该被排除在大运会之外。但大运赛场上的一些现象却与这一理念背道而驰。

依照赛制规定,在已经完成两场小组赛的情况下,天津队与江苏队的本场比赛只有打成4∶3才可以携手进入前8名。同组的山西队虽然在另一场比赛中以大比分获胜,但这一小组的出线结果仍然实现了仅仅在理论上存在的可能,即天津队与江苏队携手出线。山西队在赛后立即向组委会提出了申诉,却因为考虑到天津队的东道主身份,并没有过多表达不满。山西队一位官员向记者表示:“在这场比赛之前,已经预料到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比赛结果。”

这场疑似“默契球”成为本届大运会开赛以来,除孙杨参赛之外最受媒体关注的一个事件。

中国著名大学生田径运动员、有“眼睛侠”之称的胡凯在本届大运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运会是大学生的一个聚会,并不应该像其他运动会那样过于追求竞技成绩。”

然而,本届大运会的东道主天津队却把对竞技成绩的追求做到了极致。男足赛场的疑似“默契球”只是一个缩影。

本届大运会共设12个比赛项目,让人奇怪的是,比赛项目里没有在大学生群体中高度普及的羽毛球。大运会的东道主在项目设置上具有较高的自主权,天津方面以没有合适的场地为由,将羽毛球排除在外。有知情人士介绍,不设羽毛球项目的根本原因是天津高校的羽毛球实力不强。

大运会不设羽毛球项目对天津有利,对羽毛球水平较高的国内其他地区高校来说却是一大损失。大运会四年一届,大多数大员可能在整个大学生涯只有一次参加大运会的机会。北京科技大学副校长权良柱在几天前举行的全国高校体育工作会议上建议:“大运会能否将几个影响力大、普及程度高的项目如田径、游泳、三大球、乒羽等列为基本比赛项目,以避免东道主为了在设项上对自己有利,把基础项目都排除在大运会之外的做法。”

截至9月15日中午,天津代表团在本届大运会上取得了68枚金牌,已远远超过上届的47枚。第二名上海代表团仅获得23枚金牌。

大运会在运动员参赛资格上进行严格审查,不过,拥有高校正式学籍同时又身在专业队的运动员大学生并不罕见。多数代表队只是以专业运动员作为全队的领军人,而天津代表团则尽可能更多地派遣专业运动员参赛。在某些比赛项目上,天津队可以轻松包揽前3名。

一项以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参与体育运动为主旨的运动会,最终还是演变成了东道主的“抢金”大戏。这不禁让人疑问,高校的高水平运动队难道只是为了夺取大赛成绩服务吗?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发展不能沾染上某些体育圈里的不好的东西。”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朱宏在几天前结束的全国高校体育工作会议上表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创建,是为了给具有体育特长的学生提供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是为了引领高校学生体育运动的普及和发展,但锦标主义的一些东西却在影响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

“比如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在参加一些比赛的过程中,场外因素可能会影响到比赛结果。”朱宏介绍说,“还有,高水平运动队的队员应该是有体育特长的大学生,但现在,从专业队退役下来的运动员却成了主流。”这种被体育圈称之为“潜规则”的现象,已经遭到社会的猛烈批判。

一些高校甚至放宽入学和毕业条件,为专业运动员入校大开绿灯,高校自主培养大员的工作则下降到从属地位。朱宏表示:“高水平运动队在招生时也容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不要让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成为方便某些人上大学的通道。”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并占用学校体育场地和师资资源。在很多高校,这些资源本已十分紧张,如果高水平运动队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给高校创造一个在大赛中露脸和扬名的机会,将难以发挥出“育人”的功能,这就违背了创办高水平运动队的初衷。

为了解决高水平运动员不易与普通大学生进行交流的问题,一些高校开始另辟蹊径。天津大学党委副书记李义丹介绍,天津大学拥有高水平的男女篮球队,但学校仍成立了面向普通学生的篮球队,学校对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和对普通学生的体育活动开展同等重视。

在我国大学生体质状况持续下滑的大背景下,大运会和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承载了引导和推动大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重任。在合肥工业大学体育教师朱五一看来,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可以起到带动广大普通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示范作用。借助安徽省手球竞技水平较高的优势,合工大成立了手球队。受此影响,手球这一中国冷门运动项目在合工大却成为热门。手球社团是全校规模最大的体育类社团,成员有四五百人,这在国内其他高校来说几乎不可想象。

在浙江财经学院,受学校高水平游泳队的影响,游泳成为必修课。“游泳不及格的学生不能毕业。”该学院体育教师叶东惠介绍,“在大一大二的学生中,经常游泳的人比例是非常高的。”

但怎样帮助普通学生养成终身体育运动的习惯却是当前高校体育工作的一大困扰。朱五一介绍,在合肥工业大学,学生到大三之后,参与体育运动的比例就明显下降。到大四这一年,参加体育运动的学生就更少了。“找工作的压力是一个原因,但学生自身的运动习惯肯定也没有养成。”在叶东惠看来,“在学校游泳氛围很强的背景下,大三大四学生仍然会放弃已经在大一大二养成的游泳习惯。这的确让人不解,也是高校体育工作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

“发挥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引领示范作用、建立大学校园体育文化,有助于让更广泛的大学生了解和参与体育运动,培养他们终身热爱体育的习惯。”叶东惠表示。

这与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比赛场上,以及大会的形象有着密切联系。如果赛场由功利主义和锦标主义唱主角,大运会的“育人”价值肯定会大打折扣。

正在天津举行的第九届全国大会上,一场有争议的足球比赛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男足最后一轮小组赛,天津队与江苏队涉嫌以一场默契球将山西队淘汰出前8名。山西队就此向组委会提出了申诉。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在本届大运会开幕前曾表示,大运会更看重“育人”的价值,是通过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竞技水平和成绩推动学生体育活动开展的一个载体,“金牌至上”、“锦标主义”应该被排除在大运会之外。但大运赛场上的一些现象却与这一理念背道而驰。

依照赛制规定,在已经完成两场小组赛的情况下,天津队与江苏队的本场比赛只有打成4∶3才可以携手进入前8名。同组的山西队虽然在另一场比赛中以大比分获胜,但这一小组的出线结果仍然实现了仅仅在理论上存在的可能,即天津队与江苏队携手出线。山西队在赛后立即向组委会提出了申诉,却因为考虑到天津队的东道主身份,并没有过多表达不满。山西队一位官员向记者表示:“在这场比赛之前,已经预料到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比赛结果。”

这场疑似“默契球”成为本届大运会开赛以来,除孙杨参赛之外最受媒体关注的一个事件。

中国著名大学生田径运动员、有“眼睛侠”之称的胡凯在本届大运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运会是大学生的一个聚会,并不应该像其他运动会那样过于追求竞技成绩。”

然而,本届大运会的东道主天津队却把对竞技成绩的追求做到了极致。男足赛场的疑似“默契球”只是一个缩影。

本届大运会共设12个比赛项目,让人奇怪的是,比赛项目里没有在大学生群体中高度普及的羽毛球。大运会的东道主在项目设置上具有较高的自主权,天津方面以没有合适的场地为由,将羽毛球排除在外。有知情人士介绍,不设羽毛球项目的根本原因是天津高校的羽毛球实力不强。

大运会不设羽毛球项目对天津有利,对羽毛球水平较高的国内其他地区高校来说却是一大损失。大运会四年一届,大多数大员可能在整个大学生涯只有一次参加大运会的机会。北京科技大学副校长权良柱在几天前举行的全国高校体育工作会议上建议:“大运会能否将几个影响力大、普及程度高的项目如田径、游泳、三大球、乒羽等列为基本比赛项目,以避免东道主为了在设项上对自己有利,把基础项目都排除在大运会之外的做法。”

截至9月15日中午,天津代表团在本届大运会上取得了68枚金牌,已远远超过上届的47枚。第二名上海代表团仅获得23枚金牌。

大运会在运动员参赛资格上进行严格审查,不过,拥有高校正式学籍同时又身在专业队的运动员大学生并不罕见。多数代表队只是以专业运动员作为全队的领军人,而天津代表团则尽可能更多地派遣专业运动员参赛。在某些比赛项目上,天津队可以轻松包揽前3名。

一项以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参与体育运动为主旨的运动会,最终还是演变成了东道主的“抢金”大戏。这不禁让人疑问,高校的高水平运动队难道只是为了夺取大赛成绩服务吗?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发展不能沾染上某些体育圈里的不好的东西。”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朱宏在几天前结束的全国高校体育工作会议上表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创建,是为了给具有体育特长的学生提供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是为了引领高校学生体育运动的普及和发展,但锦标主义的一些东西却在影响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

“比如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在参加一些比赛的过程中,场外因素可能会影响到比赛结果。”朱宏介绍说,“还有,高水平运动队的队员应该是有体育特长的大学生,但现在,从专业队退役下来的运动员却成了主流。”这种被体育圈称之为“潜规则”的现象,已经遭到社会的猛烈批判。

一些高校甚至放宽入学和毕业条件,为专业运动员入校大开绿灯,高校自主培养大员的工作则下降到从属地位。朱宏表示:“高水平运动队在招生时也容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不要让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成为方便某些人上大学的通道。”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并占用学校体育场地和师资资源。在很多高校,这些资源本已十分紧张,如果高水平运动队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给高校创造一个在大赛中露脸和扬名的机会,将难以发挥出“育人”的功能,这就违背了创办高水平运动队的初衷。

为了解决高水平运动员不易与普通大学生进行交流的问题,一些高校开始另辟蹊径。天津大学党委副书记李义丹介绍,天津大学拥有高水平的男女篮球队,但学校仍成立了面向普通学生的篮球队,学校对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和对普通学生的体育活动开展同等重视。

在我国大学生体质状况持续下滑的大背景下,大运会和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承载了引导和推动大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重任。在合肥工业大学体育教师朱五一看来,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可以起到带动广大普通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示范作用。借助安徽省手球竞技水平较高的优势,合工大成立了手球队。受此影响,手球这一中国冷门运动项目在合工大却成为热门。手球社团是全校规模最大的体育类社团,成员有四五百人,这在国内其他高校来说几乎不可想象。

在浙江财经学院,受学校高水平游泳队的影响,游泳成为必修课。“游泳不及格的学生不能毕业。”该学院体育教师叶东惠介绍,“在大一大二的学生中,经常游泳的人比例是非常高的。”

但怎样帮助普通学生养成终身体育运动的习惯却是当前高校体育工作的一大困扰。朱五一介绍,在合肥工业大学,学生到大三之后,参与体育运动的比例就明显下降。到大四这一年,参加体育运动的学生就更少了。“找工作的压力是一个原因,但学生自身的运动习惯肯定也没有养成。”在叶东惠看来,“在学校游泳氛围很强的背景下,大三大四学生仍然会放弃已经在大一大二养成的游泳习惯。这的确让人不解,也是高校体育工作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

“发挥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引领示范作用、建立大学校园体育文化,有助于让更广泛的大学生了解和参与体育运动,培养他们终身热爱体育的习惯。”叶东惠表示。

这与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比赛场上,以及大会的形象有着密切联系。如果赛场由功利主义和锦标主义唱主角,大运会的“育人”价值肯定会大打折扣。